現在位置:首頁--三晉名人--黨史人物

高君宇

  
  高君宇(1896——1925),山西省靜樂縣(今屬婁煩縣)峰嶺底村人。原名尚德,字錫三,號君宇。行二。其父高佩天,1906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早年以教書為生,后辭教回家經營家業兼行醫治病;母趙氏,是一個普通家庭婦女。

  高君宇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晚清時代。他耳聞目睹帝國主義列強和腐敗的清政府給中國人民帶來重重災難,也親身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等巨大變革。使他從童年和少年時大起就受到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教育。

  1912年高君宇“負笈抵省”,考入山西省上第一中學。在這一省城有名學校,高君宇勤奮學習 ,在第一學期末就得了優勝獎 。被學校列為品學兼優學生,以“十八學士登瀛州”的美譽,在學校墻報上予以表彰。學校對他的評語是“崇德敦行” 。這時 ,高君宇對社會政治問題也很關心,他訂購了《晨報》、《申報》、《康梁文鈔》、《章太炎文集》等各種書刊,廣泛閱讀,開闊了眼界。1915年,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袁世凱為實現其復辟稱帝的野心,和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高君宇等同學從歷史老師處得知這一消息時,悲憤異常,立即和學校愛國師生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反袁斗爭。高君宇一面和同學們捐款翻印了“二十一條”全文,廣為散發,揭露袁世凱的賣國行為,一面又組織集會游行 ,街頭演講 ,并通過各種方式積極聲援蔡鍔等人發起的護國反袁斗爭。他曾滿懷信心給家中人寫信,稱“洪憲過不了百日。”

  1916年,高君宇從山西省立一中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學習。高君宇進入北大不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擔任了校長。蔡元培校長實行“兼容并包”方針,提倡學術自由。在蔡校長治校方針的影響下,北京大學很快成為中國新思潮的中心。“五四”以前,以北大為中心的新文化新思潮風起云涌。新文化運動的前期,以陳獨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宣傳西方民主和科學,批判孔教和二千多年以來的封建倫理道德,矛頭直指北洋軍閥封建專制統治。1917年俄國取得十月革命勝利,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新文化運動發展到新階段。高君宇到北大后繼續關注社會政治問題,由于對封建專制的憤懣,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很快成為思想上激進的青年領袖人物。

  191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企圖獨霸在東北三省掠奪的權益,反對新生的蘇俄政權。中國留日學生率先反抗。李達等被迫回國的留日學生到北京聯絡,高君宇參加了這次活動。1918年 5月21日,高君宇和北京各校2000余人到公府請愿,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由于缺乏斗爭經驗,這次請愿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這次活動卻做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史上第一次的公開的游行請愿活動而載入史冊。這次活動也使愛國學生進一步組織起來,不久成立“學生救國會”,為以后的斗爭做了準備。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巴黎和會,解決戰后問題。中國是戰勝國之一,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會。但出乎意料的是,會議卻根據日本的要求,決定把德國戰前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北京后,凡稍有一點愛國心的人都非常不滿,高君宇等具有一腔愛國熱血的青年學生憤怒無比,紛紛議論和商討對策,決心起而抗爭。5月3日晚,北京各校愛國學生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大會,在會上學生們慷慨陳詞,聲淚俱下,有的甚至斷指寫血書,表達維護祖國權益的決心。高君宇參加了會議,是這次會議骨干人員之一。會議決定,致電巴黎中國參加會議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通電全國各省五月七日統一行動,敦促北洋當局“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同時決定五月四日在北京舉行各校愛國學生大游行,以喚起民眾一起向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賣國行為做斗爭。根據會議決定,五月四日午后,高君宇和北大參加游行的同學沖破教育部代表的阻攔,到天安門廣場集會游行。游行隊伍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經中華門來到各國駐中國使館區——東交民巷口。由于北洋政府和外國使館早有預謀,設置障礙,破壞學生愛國游行。游行學生代表和使館幾經交涉,并向美國使館送了“說帖”,但東交民巷使館區始終不讓游行學生通過,此時學生憤怒已極,深感“國猶未亡,自家大地已不許我通行,果至之后,屈辱痛苦,又將何如?”當即決定北轉戶部街、東長安街,直奔趙家樓胡同賣國賊曹汝霖住宅示威。學生到了曹宅,鐵門緊閉,憤怒的學生破窗而入,一涌沖進曹家大院,因曹賊藏而未獲,偶遇在曹宅的另一賣國賊章宗祥,高君宇等十幾個學生將章宗祥痛擊在地,而后火燒趙家樓曹賊住宅,演出了“五四”運動壯麗的一幕。高君宇也以其“弘毅果敢”的愛國壯舉,被譽為“中國青年革命之健將”。

  “五四”以后,高君宇深感國事危艱,更積極投身社會活動。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高君宇做為北大代表,參加了學聯領導工作,為喚醒民眾,擴大斗爭,積極奔走。其間他曾赴津發動抵制日貨,也曾到太原發動學生聯絡同志。不久高君宇參加國民雜志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新潮社等進步學生社團,辦刊物、做講演、組織愛國學生和發動民眾斗爭,很快成為學生社團的骨干人物。

  1920年3月,高君宇參加了李大釗指導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很快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高君宇幾年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宣傳,學習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有條件在李大釗指導下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這一段學習生活,對他的一生產生深遠影響。在此期間,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經斯基來華了解中國革命情況,幫助中國先進分子開展建黨工作。高君宇和李大釗等人曾和維經斯基座談。同年10月,繼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后,李大釗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高君宇參加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山西第一個共產黨人。同時,高君宇還組織參與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活動,被選舉擔任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

  1921年底,根據黨的決定,高君宇和張國燾、王燼美、鄧恩銘等中國共產黨代表、各民眾團體代表54人赴蘇參加了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各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會議期間,高君宇等人榮幸地受到列寧接見,聆聽列寧指示。在這次遠東民族會議上,高君宇被大會推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在會議最后的宣言上簽了名。在遠東會議進行當中,高君字還和29名中國青年代表出席了在此間召開的遠東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會議,研究了遠東和國際青年問題。1922年2月2日,遠東民族會議結束之后,高君宇留蘇數月,利用此段難得的時機,悉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考察蘇聯社會,認真汲取革命經驗。

  從蘇聯回國以后,高君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認識產生新的飛躍。更加進一步意識到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為宣傳貫徹列寧指示和遠東會議精神積極奔走。1922年5月5日,高君字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與蔡和森、張太雷等代表一起制定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綱,當選為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接著于1922年 7月16日參加了黨的“二大”,在黨的“二大”上傳達了列寧指示和遠東會議精神,共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會上高君宇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高君宇和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及國際代表馬林,翻譯張太雷出席會議。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提議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以此方式實現國共合作。在經過討論以后,高君宇同意馬林意見,會議原則通過上述決議。回到北京以后,根據黨關于國共合作的決議精神,高君宇與李大釗、范鴻劫在北方領導國民運動。1924年7月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成立,高君宇擔任了市黨部總務股主任。高君宇不僅注意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一直注意國民黨右翼的動向,和國民黨右翼破壞國共合作的言行進行斗爭。他先后在《向導》、《政治生活》等雜志刊物著文抨擊國民黨右翼勢力反動傾向,提醒黨和國民黨左派不斷為維護國共統一戰線而斗爭,為國共合作做出了貢獻。

  當時的山西比起娘子關外各省來還很封閉,土皇帝閻錫山為了鞏固封建專制統治,實行經濟封鎖,思想封鎖更嚴。“五四”運動以后,高君宇一直關注山西的斗爭。他感到要改變山西封閉鎖國情況,輸入新思想是當務之急。所以在“五四”過后不久,即指導王振翼等進步青年辦起《平民》周刊,揭露閻錫山封建統治,宣傳進步思想文化。1920年暑假,高君宇借回鄉度假之機在母校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賀昌、李毓棠等人座談人生社會問題,針對當時社會上思潮和山西實際,談了他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又回太原,一面宣傳馬克思主義,一面指導太原建團活動。在他的聯系指導下,王振翼等人于5月1日借開會紀念“五一”之機討論了建團事宜,決定正式成立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明確規定團的任務是繼承“五四”傳統,以“喚醒勞工,改造社會”為宗旨,選舉王振翼為太原團組織負責人。會后分兩路進行游行,散發了傳單。同年夏,高君宇委托返晉度假的北大同學王方幫助太原團組織創辦了“晉華書社”,銷售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進步書刊,高君宇經常親自為書社籌集資金和選購圖書,盡力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山西進步青年在高君宇的關心和幫助下,先后有不少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成為山西開展革命斗爭的骨干力量。高君宇是山西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在高君宇數年聯系指導下,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山西日漸為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革命的斗爭逐漸開展,革命出現新的形勢。建立山西黨組織的條件成熟。1924年春夏之交,高君宇受李大釗和北方區委的委托,再次來到太原籌建山西黨組織。他到太原后,在省立一中青年學會召集侯士敏、潘恩博等人談話,介紹他們入黨,后把當時在并黨員編為一個小組,由李毓棠擔任組長,正式成立了山西第一個黨組織。

  高君宇“不僅是一個革命實行家,也是一個革命議論家”。1920年年中,高君宇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統一戰線的團體。高君宇和李大釗、鄧中夏等左派會員想把該會改造成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團體。高君宇為此和右派會員左舜生、李橫等展開辯論。1921年7月在南京年會上,高君宇指出:“人不可無一種主義”、“學會為創造少年中國便于分工互助,不可無一種共同主義”。1922年7月在杭州年會上再次明確指出:“我們的團體非有明白的主張不可,這種主張就是主義。我自身是信馬克思主義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學會采取馬克思主義”。黨的二大以后,高君宇擔任黨報《向導》編輯,撰寫大量文章,一方面積極宣傳貫徹二大決議,一方面探討中國革命有關問題。在《江浙戰爭與帝國主義》一文中,高君宇寫道:“軍閥與帝國主義是中國的禍害,他們存在一天,中國就一天不得和平;而且要覺悟一切哀求的方式是不能損及他們的毫毛,只有是我們組織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把他們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在《答讀獨秀君造國論底疑問》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較資產階級為強壯,這不止是現在的現象,任何時都是這樣,因為無產階級那一時總是較多數”,“所以在國民革命當中無產階級是要站個主要的地位,資產階級是被召集而參加”。在《土爾其國民軍勝利的國際價值》一文中寫道;“歐戰后的世界大勢,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國家猛烈的沖突和漸就頹敗,一方面是工人與被壓迫民族的聯合”。在《中國人民要與西方工人一致反抗法帝國主義對德的橫暴》一文寫道:“世上惟有蘇俄是被壓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國要脫離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只有和他建立親密的關系。”他指出我們的重要任務是“聯合各弱小民族與蘇俄,來一致反抗帝國主義的,但這是費努力才成功的一件事情。”以上這些議論已經初步提出和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及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革命的一部分等重大理論問題。此外,高君宇還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他寫道:“俄國革命1917年奪得政權之后,有一個叫做由私產社會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期。在這個時期里的革命工作是在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去發達生產力和消滅階級”。高君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只有誠懇與永恒地為勞動群眾,全面消除剝削與壓迫,其它的任何形式獨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墮落。”

  1924年5月21日,由于被張國燾出賣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的通緝,高君宇被迫離京,經山西轉赴廣州。在廣州,高君宇協助孫中山等人平定商團叛亂。是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改變,電邀孫中山北上。高君宇隨孫中山到了北京。由于肺病復發,住進德國醫院治療。他在病中仍抓緊工作。在此期間曾于1925年 1月赴上海出席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3月1日做為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出席了會議開幕式。正在準備為召開全國國民會議工作之時,于3月4日粹發急性闌尾炎,住協和醫院治療。3月5日因割治無效不幸逝世。

  高君字逝世以后,《向導》、《中國青年》均發表悼念文章。中共北京區委干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大會,李大釗、鄧中夏、趙世炎等領導人送了花圈,沉痛追悼高君宇逝世。根據高君宇遺愿,遺體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女友石評梅在墓碑題寫了高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詩句:

  我是寶劍,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閃電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這首詩形象概括了高君宇光輝短暫的一生。

QQ:845106065 山西省長三角招商網 @版權所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滬ICP備18048164號
 
秒速时时官方